本文原刊载于《当今大马》：https://www.malaysiakini.com/news/557109
【今评论】点评社会与政经现象，给你观点
回望2020年，我们见证了民主失序后的政治求存，同时也见证了疫情下常民生活的失序与求存。政治和疫情两种巨变的启示，会带我们去向何处？
马来西亚人再也“熟悉”不过的2020年悄然到来时，对它的期待已所剩无几，毕竟先进国宏愿早已宣告展延。但这个年份却以一种极端的方式，向世人证明自己在大马史，甚至是世界史的不可忽视的重量。
2020年的到来，意味希盟政府剩下不到半年时间，就要即将抵达执政两年的里程碑，首相交棒课题逐步升温。从事后诸葛的视角可以知道，一个政治阴谋正在酝酿中。同时，中国武汉也传来了2019冠病疫情的消息，这个仿佛遥远的疾病不久就在1月25日开始抵达大马。
到了2月底，23日的喜来登政变，以及27日的假吉隆坡大城堡清真寺开始举行的4天万人宗教集会，注定大马接下来整年的主题“巨变与适应”。
众多政治人物聚集雪州八打灵喜来登酒店，宣示政治效忠的重组后，希盟政府随即轰然倒台。前一两年的仅剩改革追求和论述瞬间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，国家元首认定掌握多数的国盟政府，以及以“捍卫/争夺政权”为主轴的权力游戏。
土著团结党主席慕尤丁3月1日宣誓出任大马第8任首相，而同一天，参与万人宗教集会的出席者也结束了最后一天的活动，纷纷返回家乡，2019冠状病毒在国内首次散播开来。
以利益换取支持
国会支持可疑的慕尤丁上台8天后，公布大幅扩大的内阁阵容，整个正副部长团队达到70人，比过去的希盟政府多了16人。这种扶助土著团结党，也犒赏政变要角及收拢各方势力，以求维系政权的求存思维，贯穿国盟政府未来的众多举措。
再8天后，慕尤丁颁布全国限制行动令，以抗疫名义大幅限制国民的行动，不论其本意为何，但国盟政府得到宝贵的政治空窗期，免去民意反弹和质疑的难关。慕尤丁随后展延三月国会到5月，接着再以防疫为由压缩议事环节，只开会1小时，避免政权正当性受挑战。
国盟政府的政权求存工程，并没有止于正副部长职的分派，它也大肆给后座议员送上的官企高位。根据5月底的统计，执政阵营的议员已82.3%拥有官职，包括正副部长、官联公司董事，或担任特别外交官，如伊党主席哈迪阿旺。
随联邦政权易手，柔佛、马六甲、霹雳及吉打州政府也接踵政变。除了霹州大臣阿末费沙换旗继续执政之外，其他州属都以报酬方式转入巫统和伊党手上。
这种种努力很快有了报酬，国盟政府成功在7月国会以111对109票的比数，扶持新的议长阿兹哈，确保不信任动永不见天日；其后的11月国会，国盟政府也再度顺利以111对108票的比数，使自己的首份财案三读过关，低空证明自己的国会多数支持。
尽管如哈迪所说，赢一票也是赢，但“小党当家”的国盟政府，不得不经常应付内外的拉扯。在内，最大的头痛来源就是巫统，总是在关键时刻诸多勒索，如拒绝加入国盟、沙巴副首长邦莫达临阵要求调换职务、财案闯关时的公积金提领要求等，甚至发动信任动议夺取霹州大臣之位。
在野党无力突破
但巫统本身也不占优，尽管身为国会最大的马来政党，但是其党内众多大佬刑案缠身，而且受官职分化下，失去独大跋扈的地位，今只能小吵小闹，或者暗示倒戈来勒索。 不但如此，去年跟它打得火热的伊党，似乎移情别恋，跟土著团结党越走越近。
国盟政府在外则面对 “民希马”在野阵营的重大威胁，尤其它跟巫统议员联手。希盟兼公正党主席安华更在9月23日高调宣布已掌握国会“强稳多数”，准备觐见元首争取取代国盟上台执政。尽管安华觐见元首并没有带来预想的结果，但是政局依然暗潮汹涌，而慕尤丁政府于11月国会开议之前的10天，以抗疫为由，向元首争取颁布紧急状态，引起举国哗然，在野党和民间组织纷纷强烈谴责慕尤丁为维系政权不惜误国殃民。
颁布紧急状态不成后，元首护航、国盟政府低姿态多次向巫统让步，加上在野阵营步调不一，使得2021财案轻松闯关，也为国盟政府今年的求存战暂时划下句号。只是，另一边的希盟内部却掀起一阵风雨。
原先敲锣打鼓准备决战，却草草鸣金收兵下，希盟与安华的政治威信受挫，使得诚信党与行动党公开呼吁“政治重置”，放弃奢望巫统特定领袖来重夺政权。希盟政府倒台后，原本有望成为史上最强的在野阵营，惟希盟并无积极组织影子内阁，仅是以“恢复人民委托”之说尝试重新夺权，显然并无心思去扮演好制衡的角色。
不但如此，在野党“双头马车”软肋再次展露无遗，一边是安华，另一边是前首相马哈迪；又或一边是联巫夺权，另一边是安份扮演好在野党角色。
马哈迪今年也经历巨变，从踌躇满志准备以主人家身份迎接APEC峰会，突然重返“前首相”身份。他坚拒联巫路线，在喜来登政变过程跟慕尤丁闹翻，最终被迫离开自己一手创立的土著团结党，转而申请设立国家斗士党，尝试延续政治影响力。不但如此，他也跟4年前才放下18年恩仇而握手合作的安华，再度恢复“旧常态”，公开贬低安华，直言对方领导力不足，不再隐藏拒绝兑现交棒承诺的心意。
防疫措施染私心
国盟政府上台之际，2019冠病疫情的到来，也使得马来西亚步入前所未见的公共健康、经济甚至社会危机，个人与社会也进入了适应和生存的日常战争。
国盟政府于3月18日破天荒实施抗疫限行令，除了少数关键领域之外，全国几乎停班停工。突然之间，日常再普通不过的活动，上班、购物、晨运将冒有致命风险，人们没有了“去这里，去那里”的自由，食粮蔬菜供应有了紧缩甚至中断，大部分经济活动嘎然而止，航空旅游等产业甚至面临灭顶之灾，失业潮接踵而来。
大祸来袭下，大马人赋予正当性仍可疑的国盟政府配合和信任，使得其民意据称在执政百日时逼近八成。第二波疫情在8月底逐渐消退，每日仅有少于20宗新增病例。
好景不长，沙巴政变引发闪电选举，竞选期间人口移动频繁加上变种毒株感染力更强，9月开始疫情再从沙巴拿笃开始蔓延。沙巴州选结束后，病毒扩及半岛各州属，引爆全国第三波疫情。
各种防疫措施思考不周、多变矛盾、执行偏差和偏私问题，逐步损害国盟的公信力。其中最恶名昭彰的，包括原产业部长凯鲁丁返国豁免隔离的双标风波、援助物资分发时排挤在野党、国会表决财案前夕突然放宽从沙巴离境到其他州属的标准等。
另外，原本弱势的群体在抗疫政策下更加弱势和受伤，例如医院的合约清洁工，尽管他们工作时同样冒有染病风险，但政府始终没有承认他们为前线人员，提供津贴或个人防护装备。此外，手套大企业虽然在疫情之年盈利暴涨，但移工宿舍拥挤问题未改善，而酿成员工宿舍疫情爆发的问题。
移工和无证移民也成为政府仇外政策的受害者。大城堡宗教集会超过万名参与者中，不乏无证移民及难民社群。数百万的无证者及难民社群，长期生活在社会安全网之外，对政府当局缺乏信任。无证移民及难民社群因害怕而窜逃，不愿现身受疾病检测，成为防疫的极大挑战。
当疫情以每日上百病例的速度升温，即便国盟政府曾保证不逮捕无证者。惟实际上，政府轻易地食言，数度在加限区中逮捕大量无证者，甚至大举调查揭弊的记者。政府展开“堡垒行动”大量拘捕无证者，移民局拘留所超收而酿成多个簇群。
新常态与旧政权
无论如何，政策缺漏之下，往往可见民间自救救人的强韧生命力，例如4月中，送餐骑士冒着染病风险，自主集资买了几百份食物，然后穿梭首都吉隆坡的巴士站、天桥下、河岸边的躺椅，将自己的幸运分享给更不幸的人。
沙巴仙本那疫情爆发时，奥马达岛（Pulau Omadal）无国籍社群因不理解冠病检测和隔离程序，害怕地躲藏及窜逃。当局原本拟动员警力强迫受检，惟后来长期在地耕耘的义学组织Iskul成了政府防疫的桥梁，不仅宣导当地社群接受检测，持续提供粮食援救，也协助照护确诊及隔离者。
至于一般民众，只能竭尽所能地适应日常种种变化，什么时候能出门，多少人能共车，餐厅能否堂食，学习上网，设法在家上班，思考如何购物张罗一日三餐、如何转业谋生，如何设法找到网路讯号以继续学习……与此同时，多数政治人物却忙于争夺权力，拘泥于陈腐的种族及宗教论述，无力回应世代抛下的问题，无法以身作则适应“新常态”，如排斥线上国会，更在数码时代还爆出表决算错票的糗事。
拉开时间的跨度，无论政治或是生活，都是渐进的。回望2020年，我们见证了民主失序后的政治求存，同时也见证了疫情下常民生活的失序与求存。政治和疫情两种巨变的启示，会带我们去向何处？会促成深刻的反思和变革吗？